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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在一线上课的专家没有资格谈论教育?

发布日期:2015-03-25    【字号:  

     一 

    看到一篇博文《教育专家必须在教学第一线带班教书》,文章第一部分是这样的:

  湖南娄底卫校某班主任自掏腰包买来100斤瓜子,让上课嗑瓜子的学生“嗑个够”,图片传遍微博、网络,最终,这消息被众多“教育专家”捕获,于是某些教育专家坐不住了,以键盘为利器,以文字为炮火,对这位班主任老师的行为进行全方位分析批判,随后诸如该老师违背教育法,侵犯学生人生权利,涉嫌体罚甚至涉嫌违宪等指责都来了。

  够吓人的。但我真没看到这些文章里教育专家面对这种情况提出最佳解决方案,个别专家提出了解决方案,也是典型的“专家型”方案,理论一套一套,放之于纸上熠熠生辉,放之于实际则可能一败涂地。

  所以不少网友在专家文章后留言:专家,你来试试。

  我的观点亦是如此。

  我感兴趣的,是大量类似这种貌似充满正义感的文章背后的思维方式。

  在我看来,这件事作为现象,可以引发若干不同的讨论话题:

  1.这个班主任的作法是否正确?专家们的批评以及解决方案是否合宜?我认为这是班级管理领域的一个带有学术性质的问题。

  2.学校或上级行政部门,有没有对这一事件进行介入(我当然认为是根本没必要介入的),介入得是否恰当?这是一个行政管理的问题。

  3.假设真的有大量的教育专家发表意见了,并且意见很荒谬,这又涉及到一个专家培养机制的问题,甚至是师范类大学的体制问题。(我认为这件事还没被关注到这个地步,没有引发大量专家的介入。当然,如果有人举出铁一般的证据,我只好认错,毕竟我只是依据逻辑判断)

  但无论哪个问题,都应该以事实为依据,以逻辑为准绳。

  但这篇文章,并没有对事实本身进行详尽的充满理性的讨论,反而直接话题一转,先判定专家是荒谬的,然后,直接提出了专家发表意见的合法性的问题,这非同小可。因为作者实际上是在说:“这件事的是非不重要,重要的是你没有长期在一线,不配发表观点。”

  专家必须在一线教书(而且后文说,离开两三年都不行),这观点草率得令人吃惊。自有班级授课制以来,除了苏霍姆林斯基这样的孤例(阿莫纳什维利都不算),还有几位著名甚至伟大的教育家达到了这个标准?这些人都不配称为专家?不配就某些教育教学的问题发表观点?一个课程专家不到中小学一直兼课,就不配研究课程?一个德育专家,不长年担任班主任,就不配称为德育专家?杜威虽然创办过芝加哥学校(而且短暂,甚至不甚成功),但基本上没在中小学带过课,他作为伟大的教育家,对整个20世纪乃至于未来中小学教育的影响,有几人能及?相反,苏霍姆林斯基并不擅长理论(他当然熟悉不少理论),所以他是个经验型的教育家,他的作品,基本上是属于经验汇编。而这经验实际上局限了他的高度,并且是帕夫雷什中学难续辉煌的重要原因之一。

  理论是有力量的。人类能提出宇宙大爆炸的理论,能让卫星上天,首先得益于理论的力量。一个聪明的农民,一辈子无论如何守在田野里,面朝黄土背朝天地进行农业实践,其贡献也比不上袁隆平。袁隆平的贡献,不是因为经常下地干活,而是来自专业。

  任何一个或几个甚至一批具体的教育专家的平庸(何况未必是平庸),都无法归纳出“专家无用论”或“教育专家必须在教学第一线带班教书”的结论。如果按照这个逻辑,现在一线早就是专家遍地了。可事实上,正如有人所说,若不读万卷书,行万里路只不过是个邮差。

  二

  这篇文章的用意,并不是为了解决问题(例如班主任这样做是不是合适,专家的意见究竟对还是不对),因为它绕过问题,试图解决提出问题的人。在这里,就是指教育专家。简单地说,教育专家,你要么一直去一线教书试试(这显然是不可能的),要么就闭嘴(那就只能闭嘴了)。不是你说错了,而是你有什么资格批评我?

  可能许多一线老师都觉得读了解气,心里舒坦了,但问题是,这种方式,对你的发展有帮助吗?对改变你的处境有意义吗?

  我经常称这种思考和解决问题的方式为“中国式思维”,有人精辟地概括为:不解决问题,只解决提出问题的人。

  之所以说是“中国式思维”,就是说,它不是某一类或某个阶层的思维方式,而是一个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普遍的思维模式。

  一个社会,总会存在不同声音,甚至“持不同政见者”。毕竟,要让所有人都成为周小平,在朝鲜或有可能(甚至都不可能),在现代中国是万万不可能了。不同的见解,可以在游戏规则范围之内自由讨论。但这很难。举个印度的例子吧,印度在全世界被称为“强奸之国”,首都也被封为“强奸之都”,印度媒体人、知识分子拍摄了一部关于印度黑车强奸案的记录片,却被政府封杀,理由是“影响印度的国际形象”。也就是说,本来强奸是个严重的问题,但政府首先考虑的不是解决这个问题,而是解决提出这个问题的人。更彻底的解决方案,就是让持不同政见者消失甚至彻底消失,这在中国近现代史乃至当代史并不鲜见。甚至,这是许多政府维稳的主要思路之一。

  但反过来,有些(少数)“持不同政见者”,他们感受到了太多的社会问题,但他们思考问题的方式,也不是滴水穿石地推动一个又一个问题的解决,直到社会逐步改良,而是认为,只要解决了人的问题,社会问题就迎刃而解,这种思路恐怕也要反思。

  《穹顶之下》之后,没过几天,许多人的焦点就转移到了柴静身上,问题本来是雾霾,最终经过中国式思维的转化,再次变成了人。一个环保问题,变成了阴谋问题,再变成了爱国主义的问题。正因为这种思维方式,所以雾霾还将是雾霾,大家慢慢吸吧。因为我们习惯于将不同的问题搅合在一起,结果让真问题隐蔽了。

  三

  中国式思维浸透于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,有时候让人窒息,就像雾霾。但不可否认的是,人也具有对思维方式上的雾霾的高度适应性,最终,呼吸新鲜空气是要不习惯甚至晕倒的。

  我也遭遇过不少中国式思维,甚至可以说时时在遭遇。许多时候,我本想解决问题,结果被当成问题解决掉了,你懂的。

  我曾在某机构服务数年,夙兴夜寐,靡有朝矣。我的目标很明确,使自己成为某一领域或某些领域的“问题解决者”。但当你在努力解决问题的时候,有些人开始觉得你的存在本身就是个问题。因为我不但是一个解决问题的人,还是一个不断提出问题的人。最终,当别人不想或无法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,就会把矛头指向提出问题的人。

  作为一个伦理国家,中国人对人的兴趣,远远高过对自然的兴趣。中国人的自我价值感,也往往是通过与人的关系而进行定位的,这是可悲之处。我们对天空没兴趣,对大地没兴趣,对花草虫鱼没兴趣,对许多值得探索的问题都没兴趣。

  在一部科幻影片中,一个科学家终日在实验室里研究,别人问她幸福是什么,她说,当我在实验室里率先观察到某些真相,领会到某些真理的时候,那是别的一切无法取代的幸福。

  四

  为什么有人会热衷于解决提出问题的人,而不是解决问题?

  因为解决提出问题的人,总比解决问题要来得容易。在任何领域,要解决高水平的问题,非得经过长期的专业的训练不可。对教育来说,这种训练尤其不易(这也是许多专家名不副实的原因之一)。

  在这种情况下,解决提出问题的人,避免了问题被深究,避免了自身缺陷被暴露,避免了自尊心受损,这比解决问题本身来得更快捷,何况有时候问题本身并不是自己能够解决的,这时候解决提出问题的人就显得更为顺理成章:既然问题解决不了,何不让自己感觉好一些呢?

  就是说,我们先天就有防卫机制,就像乌龟的壳,它固然保护了我们,但也让我们终生成为缓慢而低级的爬行动物。当一群以解决提出问题的人来取消问题的人构成一种力量,这就叫“乌合之众”。

  而一个自由的人,是通过解决问题来显示自身力量的人。他必然地对自身的思维方式有一种自觉的反思,并洞察到了本能中的自我防卫机制且能控制它。哪怕问题解决不了,只要认真地面对问题,就无损作为自由人的尊严。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(文章来源:搜狐教育网)


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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